一、偉大的公衛導師—路易‧巴斯德（寫於Sep. 28, 1995）

　　十九世紀法國科學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2.27∼1895.9.28）是受人敬佩的醫學先賢之一。今年是巴斯德的百年冥誕，今年九月二十八日教師節之同時醫學院師生若能對巴氏有所追憶，當更具意義。雖然巴氏不是醫生，但是他對醫學的貢獻，人類健康福祉的努力，是空前也是絕後的。他，除了是位偉大的科學家，在立體化學、發酵學、微生物學、細菌學、食品消毒、獸醫學、與免疫學等方面的偉大貢獻外；他的堅忍精神，在家庭變故繼而個人身體癱瘓的身心煎熬下，仍能繼續不停的研究；以及他那種理論與實際融合為一的研究與教學方法，巴斯德之學養與人格，實在是我們公衛人的大導師。

　　巴斯德的學問世界，是從化學開始的。1844年在酒石酸（tartaric acid）之旋光性（optical rotation）的研究，奠定了立體化學（stereo-chemistry），即化學構造式非對稱性（asymetric chemical structure）的重要性。從1854年，開始研究發酵學，從此花了他一生20年以上的時間，研究啤酒釀造失敗、葡萄酒酸敗、牛奶敗壞，以致物質腐敗與感染的原因。有名的快速消毒法（Pasteurization）也應運發明。1865年，在Alais從蠶病的研究，找出了致病的寄生微生物與預防方法，也開始奠定了病菌致病學（Germ Theory）。1867年研究生命的起源，否定了病原/疾病自然發生說（Spontaneous Generation）。1881年後利用減毒病原，控制了鷄霍亂（chicken cholera）、綿羊炭疽病（sheep anthrax）、豬丹毒（swine erysipelas）。1885年，成功地以減毒疫菌，救活了狂犬病孩童Joseph Meister。在1863年提出了「有氧」（aerobic）與「無氧」（anaerobic）的發酵觀念，此一觀察極為重要，因為有機體，包括傷口的化膿，都視為生物在有機體的有氧與無氧的活動。也就是發酵、腐敗、化膿感染實在都是同一回事。於是間接地促成了英國李斯特（Joseph Lister）在外科學上無菌操作的成功，手術台比戰場更為致命的夢魘，也成為過去。

 

　　巴斯德與羅蘭女士結婚後，育有子女五人（四女一男）。命運之神卻常捉弄他，在辛苦研究的日子中，先後死去了三個女兒，而兒子也是在普法戰爭，法國敗軍傷兵堆中找回的。另外他本人，也在壯年46歲時（1868年）中風，身體部份癱瘓。他所遭受到的身心打擊，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不可謂之不大矣！

 

　　也許有人想拿德國細菌學家Robert Koch（1843-1910）來與Pasteur相較。其差異乃Koch著重在各種病原菌的分離，而Pasteur著重在細菌感染的機轉，對於傳染病的預防與治療。由於諾貝爾獎始於1901年，結果Koch有機會在1905年得獎，而Pasteur早在1895年，較之Alfred Nobel早一年過世，當然也少了這一份殊榮。

 

　　巴斯德在1863年擔任里耳（Lille）大學教授，建立了一個高度現代化的教育觀念，為年輕工人開辦夜校，帶領大學生到工廠參觀實習，將理論與實踐，大學與工廠結合起來。他為工業界解決啤酒、葡萄酒釀造時的酸敗、蠶病、牛奶消毒、牲畜疾病之防治等實際問題。1871年拿破崙三世在普法戰爭失敗後，如果沒有巴斯得解決了釀酒、蠶絲工業，法國的戰債恐難償還矣。

 

　　巴斯德在1854年12月7日就任里耳大學化學系兼主任的第一堂課，對學生如是說：「機會是給有心理準備的人」（“Chance favors only the mind which is prepared.”）他要學生時時有顆「準備的心」（“a prepared mind”）其實他能從化學的領域，走入微生物學，甚至免疫學，都是時時有一顆準備的心。這種想法與法國雕塑家羅丹（August Rodin）的沉思者作品（the Thinker），有其類似的哲理。巴斯德還說：「科學的進步，是藉由一連串微不足道的小問題的回答，如此漸漸進入自然真象的核心」，（“Science advances through tentative answers to a series of more and more subtle questions, which reach deeper and deeper into the essence of natural pheomena.”）鼓勵研究者不要忽略點滴微不足道的小發現，以上哲理，發人深省。科學與人文間的關係，他曾說：「文學翱翔在比科學更高次元的地方」。

　　在學問世界裡，爭風吃醋以致抹黑事實做人身攻擊，是常有的事。1885年，9歲的Joseph Meister經Pasteur的減毒狂犬病毒治療成功後，此法漸漸地被開始用來做狂犬病預防注射。這時卻有人控告巴氏犯了謀殺罪，故意以狂犬病毒注入人體。為此，在1887年，他有了兩度嚴重的中風。當年第一位被救活的狂犬病幼童Joseph Meister，為感念巴氏的救命之恩，終其一生做巴斯德研究院（Pasteur Institute）的門房。（Ref. 梁實秋主編，名人偉人傳記全集—巴斯特，1982）

　　從以上巴斯德的軼事，巴氏的治學、研究、為人、教育、社會服務等，樣樣都是我們的典範。北醫的教學大樓川堂前有沉思者雕像，這時若擬在校園設立有第二座雕像時，我想路易．巴斯德教授的雕像是最佳的選擇。雖然他的表情非常嚴肅，但他的內心世界是最仁慈的，他不但是我們公衛人的偉大導師，也是醫學界最偉大的宗師。

 

二、重新認識巴斯德（續寫於July 14, 2004）

　　在1820年代前後，法國誕生了三位與今日醫學重要相關的人物：伯那（Claude Bernard, 1813∼1878，享年65歲）、貝商（Atonine Béchamp, 1816∼1908，享年92歲）、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享年73歲）。伯那的「內在環境恆定」說（Homeostasis of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法文為milieu intérieur）），透過體液之變化以適應外界環境的變化，是今日生理學、手術與急診的金科玉律。依休姆女士的醫學史著書《生物學史遺失的最後乙章》（〝A Lost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Biology〞, by Ethel Douglas Hume, 1923）的探討指出，被現代正統醫學奉為醫聖的法國化學家兼細菌學家巴斯德，剽竊了同代的法國不世醫學天才貝商教授的作品和成就，如蠶病研究乙事。為迎合十九世紀醫學界的科學時尚，巴斯德一反傳統的「體液病理學」，提出了「細菌病源論」（the germ theory of disease），否定「先腐後蟲」的觀念，他假定一切疾病都是不同細菌或微生物造成，即「先蟲後腐」。為了治療疾病，我們必須找出造成疾病的細菌或微生物，以強烈方法對抗並消滅它，即今日之對抗療法（allopathy）。巴斯德取譬不當，浪費一生，臨終懊悔說：「巴那的理論才正確。微生物微不足道，宿主內在環境的恒定才重要。」（〝Claude Bernard was right:The microbe is nothing, the terrain is everything.〞）（Ref. BIOMEDX. How you rot & rust. http://biomedx.com/microscopes/rrintro/ rr1.html）

 

　　隱惡揚善，有助一時社會安定，不過當有具體事實，還是應該還原真相，讓世人不被矇蔽。最近普林斯頓大學蓋生（Gerald L. Geison）博士發現，巴斯德為了成功也不例外地撒謊欺騙。於1971年對外公開巴斯德在十九世紀四十年間的研究過程及結果後發現：

1. 1881年24隻羊炭疽桿菌的疫苗免疫法是偷偷利用一個獸醫師涂聖（Jean-Joseph Toussaint）的方法所製成，內含重酪酸鉀而非他宣稱的方法。

2. 狂犬病疫苗應用在小孩麥斯特的故事，膾炙人口，然而此疫苗與他宣稱已在十五隻狗試驗成功的疫苗不一致，而且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那十五隻狗的實驗成功。這回根本是運氣好猜對了。（Ref. 許英昌著，《現代醫學與生活》，p. 202. 1997）

 

三、黑白兩面的巴斯德

 

　　在西方醫聖希氏Hippocrates（c.400 B.C.）之前，土、水、火、風四大調和的觀念已為恩培多克里滋（c.493∼c.433 B.C.）所提出，希氏當時已有四體液血液、痰、黃膽汁、黑膽汁平衡（the balance of four humours）之說，若不平衡，則疾病產生，多少也符合中醫五行致中和的基本道理。在巴斯德提出「細菌病原論」之前，醫學界所信奉的病原論叫做「體液病理學」，其理論基礎並非固體細胞的病理變化，而是體液的病理變化，比如酸鹼的不平衡、電解質的流失、水分不足血液濃稠度過高、血中氣體如氧與二氧化碳的分壓失常、體液的溫度等起了變化。當體液化學平衡時，身體即處於健康狀態，不易生病，縱使有病原入侵，也不能繁殖，不會造成疾病；當體液化學失衡時，我們可以罹患疾病，也可能感染傳染病。所以細菌等是「果」，不是「因」。「細菌病原論」的失當，在本末倒置、倒果為因。宿主有機體的抵抗力必須被削弱以後，無所不在的細菌等病原方能致病，有時候人有病卻無細菌等病原，大多數時候病原菌等雖存在，卻無疾病症狀。總括言之：「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才是真理。

 

　　在急功近利，名、利、權的角逐下，或許有些不高雅、不愉快的事件存在，也有可能在「聖人過多、賢人過少、凡人無過」高道德標準要求下所檢視的瑕疵，我們不忍多加批評。不過他的「細菌病原論」對近一世紀半醫學的思考邏輯、醫藥研究方法與運用、以及所有人類疾病—健康的思考模式有極大的影響。如果後人對他臨終前的後悔不知警醒，其所留下的過錯真是罪莫大焉。綜觀本文論述，也就不難理解，巴斯德有黑白臉各半之臉譜。（Ref. Sick and Tired, p.23, by Robert O. Young & Shelley R. Young, 2001）

 

　　禪宗公案中有百丈禪師與老白狐的故事，白狐前世原本是位修行的寺廟住持，因一句失言而被貶入畜生道，成白狐五百年。生前有一回他回答弟子說：「佛不受因果」，今蒙百丈禪師開釋：「佛不昧因果」，終悟道而解脫。是以平日站講台弘法的老師或師父，猶如站在地獄口，一字之差，萬劫不復，怎能不戰戰兢兢？「先腐後蟲」vs.「先蟲後腐」；「體液不調和病理學」vs.「細菌病原論」一字之差或一個觀念之逆向，如「性善說vs. 性惡說」、「民主vs.共產」等，都會帶給世人極大的困惑與衝突。一陰一陽之謂道，萬事萬物永遠都是對立的，但若能秉記「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不偏倚、不霸道，時時把握於執中與致中和的包容，世界會更多彩，人間會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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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醫學演進之大爭辨

巴斯德　vs. 　貝商

致病微生物單形性　VS.　致病微生物多形性

體內外不變　VS.　會改變

微生物細菌致病論　VS.　內在環境毒害說

最後，巴斯德贏了，但在臨終病榻前，他後悔地說出：

　　「...微生物微不足道，宿主內在環境的恒定才重要。」

不幸地⋯
　　「微生物細菌致病論」領導今日醫學，且難以回頭。
結果導致今日的醫學多強調緩解症狀，而不是去除病因。
註：本文摘自《縱遊天海》第三篇第二章，P.114-119，20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