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一百年的時間裏，許多有著數世紀歷史的醫療保健傳統已經部分或全部被佔據主導地位的西方醫療模式所取代。在這種模式下，使用有毒副作用的化學合成物已成為治療疾病的主要手段。上世紀中，由於衛生水準的提高、營養狀況的改善以及抗生素的使用，傳染病的平均發病率有所下降，但同時，慢性病（包括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的發病率卻在迅速增長。

　　慢性病的增長有時被歸因於人們壽命的延長。北美和歐洲的研究表明，民眾的壽命延長主要源于營養和衛生狀況的改善，還有吸煙率的降低。到2020年，慢性病將占到全世界死亡率的75%。有人提出，如今人們更多死於癌症是因為壽命的延長，而非死於分娩過程或幼年時感染的傳染病。這一說法並不正確，因為死於癌症者愈發年輕化，其中小兒癌症的死亡率已達歷史頂峰。慢性病有了新的致病因素：空氣與水質的污染、土壤中農藥和工業金屬殘留的堆積、食物添加劑和抗生素的濫用，以及日益增長的工業與居家電子污染等。

　　自然醫學（在西方亦稱為另類醫學或替代醫學Alternative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越來越受到許多國家和地區民眾的認可，部分原因是人們不滿於常規西藥所帶來的危害，尤其是老年人群對自然醫學愈發感興趣。在西方，35至60歲的人群對待年齡增長的態度與先輩們截然不同。他們注重運動，對生活保持著一種健康、年輕的態度。即使年齡增長，他們仍會參與一定強度的體力活動。該人群不排斥在使用常規現代醫療，同時也會積極的採用自然醫藥與康療手段，甚至將其作為主要的醫療保健方式。近幾年，一些西方優秀的養生或養老機構在中國落地，它們有個共同的特點：將積極主動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植入養生/養老社區，極大地提高了社區居民的健康壽命與生命品質，預防醫學得以貫徹，康復醫學得以實踐，但在面對疾病的治療時，多數養生社區和普通醫療機構任然過度依賴常規生物醫學，長期忽略了以傳統中醫、吠陀醫學、和療醫學（homeopathic medicine）等為代表的自然醫學（或替代療法)的廣闊空間。

　　據調查，66%以上的美國人用過至少一種自然或替代療法。全球範圍內，這個資料則更高。每年有越來越多的癌症病人尋求自然療法而拒絕選用傳統放療、化療。許多選擇自然醫藥的人們並非出於對常規醫療的不滿，而是因為這些自然康療理念和手段更符合他們的價值觀、信念以及對健康和生命的哲學觀念。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在美國，五十歲以上的成年人中，近四分之三會選擇某種自然療法，例如針灸和草藥。在德國，在任何城市的藥店中，都有眾多的非處方和療藥物（homeopathic medicine）供患者選擇。那些認為自己健康狀況不佳的人，其中65%會認為其選擇自然療法具有預防或積極的治療作用，他們也批評常規西方生物醫藥學很少重視心理及情緒因素在疾病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有些人選擇自然醫藥學則是出於關乎生死的現實需求。大約三分之二癌症病人用過至少一種替代療法來幫助治療癌症。美國已與癌症抗爭了五十多年，並沒有取得長足的進展。癌症研究陷入了一種學術泥潭，它只認可療效非常有限的細胞系研究，這一方法使用的是毒性化合物，這些藥物對成千上萬處於生命終期的絕望患者可產生免疫摧毀性的作用。我們幾乎找不到有關全身癌症細胞轉移方面的研究，轉移是癌症最為致命的因素。腫瘤專家們直接獲利於所開具的化療藥物，這一行為違背倫理道德，摧毀民眾對高貴的醫生行業的信任，是其他任何職業領域所無法容忍的。如今一些醫生僅靠開化療處方便能每年掙得一百五十萬美元。越來越多的人正在懷疑和拒絕常規癌症治療所帶來的折磨。他們只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親眼目睹親人們所遭受的痛苦以及令人失望的結果。這其中不乏有許多接受過專業醫學教育的人們，他們比一般病人對醫療現狀瞭解得更為深入。但可怕的是，醫生們質疑常規療法是不被允許的，在加州，若採用化療、放療或手術以外的治療癌症方法，會是一項重罪。

　　在其他國家，癌症的替代療法更容易被接受，常有美國患者前往德國、瑞士、墨西哥、甚至東亞去尋求替代療法。其中許多人並非像主流媒體描述的那樣，是一群無知而輕易受騙的絕望者，不顧一切的想抓到最後一根稻草。他們教育水準較高，對自己的疾病做過詳盡的研究，想把治療的決策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的官員或其家人就曾前往德國接受替代醫療。大部分選擇替代療法的人們是經過深思熟慮後作出的決定，這或許是他們生命中最重要的決擇，他們需要一條正確的道路。

　　現代醫學在世界大部分地區被制藥業所掌控。在美國，那些同時服用四種以上藥物的人群出現的藥品不良反應(ADRs)的案例在成倍增長，已成為第四大死因，位列肺氣腫、慢阻肺、糖尿病、愛滋病、肺炎、意外及交通事故死亡率之前。這些資料不包括處方藥物濫用的情況。在醫院裏，每年約有98,000例死於藥物及手術傷害，約90,000例死於感染，（而這些都是可以預防和避免的），如果我們將這一資料也考慮在內的話，醫源性死亡率已成為美國國民的第三大死亡原因。英國是由政府供給醫療保健服務，估計每年在藥品不良反應方面的花費為20億英鎊（合33億美元）。據英國醫學雜誌統計(BMJ臨床資料: http://clinicalevidence.bmj.com/ceweb/about/knowledge.jsp), 約只有13%的常規藥品是對人體確實有益的。

　　中國人口占全世界的20%，改革開放之前，只佔據1.5%的國際藥品市場份額。中國的醫療環境正在改變，政府志在為更多人提供基本的醫療保險，在弘揚傳統中醫（儘管效果並不顯著）的同時，努力使人們享有更加豐富的醫藥產品和醫療服務。醫藥業對於其驚人的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作用，在1978年至2003年間，其年綜合增長率為16.7%。這使得中國成為增長最為迅速的醫藥市場。值得注意的是，國際醫藥界將會在該新型市場大舉擴張，甚至不擇手段，人們對媒體中報導的將醫者變相的淪落為制藥業的代言人和推銷員已經司空見慣。但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中國發展出一種特有的國家資助的非西藥醫療體系，運用或多或少是基於傳統中醫理論的自然草藥體系，這便是其醫療干預所致損害的代價還相對較低的原因之一。但令人擔憂的是，一些急於〝趕超〞西方的管理者和學者一直在推行所謂的〝中西醫結合〞的政策，這不僅會廢棄代表著經典中醫靈魂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生命理論，葬送中國廣闊地域中已有數千年傲人歷史的地道藥材栽培與炮製，還把一大批有志于傳統醫學研究和傳承的學子們蛻變為類似西藥研發的實驗人員。政策制定者的動機顯然是好的，但如果缺乏智慧，捨本逐末，只會事倍功半，甚至事與願違。例如，中國的中醫藥管理局曾撥款數十億人民幣，扶持傳統中醫，但多數款項卻被用於購置昂貴的西藥檢測儀器。

　　目前在中國，正展開一場如何制止反復發生的患者襲醫（有時導致死亡）暴力事件的討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同樣的討論也發生在日本，結果導致了傳統本草漢方的復興，而日本漢方在之前的五百多年間一直受著經典中醫的廣泛影響。上世紀七十年代，法國也發生過類似向自然療法的改變，使得越來越多人將和療醫藥學（homeopathy）及本草療法（botanical medicine）融入他們的醫療保健體系。在和療醫藥學的發源地德國，有數百家大中小型的和療和草藥制藥廠家，為本國、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患者提供不同種類的自然療法和藥物，歐洲眾多的社區藥店都出售和療藥物和其他草本藥物，價格及其低廉的和療藥物在美國每年居然有20億美元的銷量。 以上例子表明，普及以經典中醫為代表的眾多自然醫學，給民眾以真正的知情權和選擇權，限制西藥的過度商業氾濫和科學神話，打破體制化醫學教育（institutionalized medicine）的獨霸地位，顯然是化解中國日趨緊張的醫患關係的一條正道。

　　今天，民眾的疾病譜系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影響民眾健康的因素早已超出了基因和細胞層面，在中國，像北京、西安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霧霾指數一次又一次地再創新高；大多數的城市供水都受到了污染；食物中有毒的添加劑的使用已延伸至乳製品、家禽、穀物、蔬菜甚至草藥生產領域；各種含高糖類軟飲料和垃圾食品的氾濫給這個古老國度增添了近千萬的糖尿病患者，該國衛生部長稱之為“井噴式爆炸性增長”的各類慢性疾病並沒有減少的趨勢。儘管肺癌已成為增速最快並導致中國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但多達3億之眾的煙民的數量卻沒有下降的跡象。在美國，奧巴馬政府雖然在醫療體制改革上做出不懈努力，但是在這個被稱之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強國，仍有約5千萬民眾沒有任何醫療保險，沉重的醫療和養老花費也使底特律這樣的汽車工業都市宣告破產。中美兩國的肥胖症、自閉症、抑鬱症患者日益增多，如何遏制糖尿病的、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攀升，尤其是降低醫源性死亡率（iatrogenic deaths）是東西方諸國面臨的共同挑戰。

　　常規生物醫學自然有它的長處，例如用抗生素治療細菌類感染，用手術治療急性創傷和整容，用造影技術查找病灶等，其代言人將會繼續推出生物醫學在幹細胞、基因、抗衰老等方面的醫療奇跡與神話，營造對醫學科學主義的盲目迷信與崇拜。但它無法為包括癌症、心臟病、疼痛、抑鬱等在內的各類身心類疾病（psychosomatic disorders）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法，而心身障礙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都消耗著每個國家絕大部分的醫療資源。對於那些由空氣、水、土壤、食品、甚至藥品（天然和合成）品質所引起的種種病症，生物醫學都無能為力。被譽為現代生物醫學的另一個神話是抗抑鬱藥物，這類〝神奇〞的藥物雖然可以控制患者腦中多巴胺的分泌，但是卻無法給予患者生活的希望、信心、理由和熱情，也無法去除使患者腎功能衰退和增加自殺衝動的諸多〝副作用〞。我們應該認真的反思醫學的歷史與現狀，客觀地對待現代生物醫學，擺正它應有的地位，我們應該尊重悠久傳統文化中的醫學智慧與實踐， 融合（包括精神、心理以及生活方式、社會和自然環境等層面的）整體醫學思想和各種優秀的無（少）毒副作用的自然醫學體系，讓民眾成為康療的設計者、參與者和執行者，我們需要一種源自於人民和有效地服務於人民的的新醫藥學：即中道的醫學。

　　什麼是中道醫學？它是各文化中自然醫藥體系的歷史成果。首先，它是涵蓋人的靈性的醫藥。漢代醫聖張仲景在其巨著《傷寒雜病論》中陳述道：夫天布五行，以運五類，人秉五常，以運五臟。指的是宇宙由五行構成，五行是世間萬物的物質表現，人類具有精神道德五常，它們主宰著五臟六腑的正常功能。付海納（Heiner Fruehauf）教授在其〝論古代醫療體系中氣能量的首要地位：中國古典醫學中的情緒治療〞一章中，追溯了中國古典醫學的這種精神傳統，並對幾千年來儒家傳統的性理治療法給與了簡潔的陳述。儒家的天人觀是中國人數千年醫療實踐的哲學基礎。〝治癒〞意味著洞悉與感悟作人的本質，並且回應與生俱來的良知與內在情感的召喚。這種治療形式似乎如此簡單甚至〝普通〞，但卻卓有成效、意義深遠。

　　查理斯•麥克威廉 （Charles McWilliam）是一名基督教傳統的自然療法學者和醫師，他認同儒家“天人合一”的健康觀念，在其“西方自然醫學的演變與發展”一章中，介紹了有影響的基於信念的治癒體系。文章提出“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雖然被西醫排斥在科學研究領域之外，卻有效地證明了思想、信念、期待對人體治癒能力的激發，從而極大地提升和改善治癒效果，因此，它應當被視為各種治療方法的關鍵組成部分。查理斯通過尋跡蘇美爾、美索不達米亞、埃及、以色列以及希伯來文明的傳統治癒實踐，概述了巫術、信仰、道德、宗教與醫藥之間的密切關聯。與東方道家思想相似，早期基督教傳統中的健康也是通過心靈淨化和嚴格的飲食調節而獲得的。同儒家一樣，早期的基督徒認為道德自律、仁慈和博愛是治癒過程中必要的精神途徑。從修道院康療傳統演變而來的自然醫者們相信，病人的救贖應包括身體、心理和精神三個層面，該理念是構建西方現代醫院的人文基礎。查理斯對民俗、藥草以及19世紀盛行于歐美地區的自然療法運動的概括不但內容詳實，而且強調了基督教自然醫學拒絕將人的生命僅僅定義為生理代謝過程。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俄瑞特（Ehret）的禁食療法，這對於參加各種“辟穀”修煉的眾多現代中國人並不陌生。現代營養學研究報告顯示：過多（>20%)蛋白質攝入與肝癌有直接關係。從塞巴斯蒂安•奈普（Sebastian Kneipp）神父的水療法到蒂爾登(J.H.Tilden）基於毒血症理論（toxemia）的自然療法，從以撒•詹寧斯（Isaac Jennings）的正骨療法到湯瑪斯•阿林森（Thomas Allinson）的“公共和個人衛生醫藥”，從本尼迪克特•盧斯特（Benedict Lust）的自然療法到新思潮運動（New Thought Movement），西方各種自然醫學流派均注重樹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清除機體和精神毒素（detoxification）在康療過程中的必要作用。未來醫學的希望應旨在利用自然生存機制，加強恢復健康的能力，而不是通過創建新型藥物和其毒性副作用來對抗或阻礙這一機制。

　　“中道醫學”必須是以提高民眾的健康水準（而非只對抗疾病或壓抑症狀）為目的的醫學。 自巴斯德（Pasteur）的“細菌理論”問世之後，細菌被認為是眾多疾病的病源， 對抗醫學（allopathic medicine）成為主流醫學，醫生們過於關注消滅病菌的藥物，而患者的真實感受、生活方式與健康環境則退出了醫生的視野。公共衛生成為所有醫學院校的一種擺設或附庸。肯納（Dan Kenner）是一名哲學家和自然療法醫生，他在“通過系統治癒理論實現傳統中醫現代化”一章中強調，傳統中醫的復興並不在於廣泛應用生物醫學研究方法和技術，而在於還原經典中醫的“全系統”（whole-system）治療理念，並且強調生物個體性、疾病預防、早期診斷、生活方式改變和生態環境改善在提升民眾健康水準中的作用。該章首次為中國讀者介紹了源自于西歐自然醫學界的生理體質（Terrain）理論、德國生物醫療(German Biological Medicine)和法國生物內生學(French Endobiogeny)，通過與經典中醫全系統理論的比較，展示了不少經典中醫可以借鑒與融攝之理論與方法。例如，德國生物醫學的領軍人物雷克威格（Reckeweg）博士在其《健康—疾病連續體》著作中，將人的身體定義為一個“處於動態的流動系統”，疾病則是“病理過程的系統”。疾病發展分為六個階段，和經典中醫的六經診斷有不謀而合之處。此外，沃勒爾（Voll）的EAV理論起到了連接現代物理、生物活力論和中醫經絡理論的作用。法國生物內生學集成了現代生理學、經驗醫學和臨床本草療法，這門學科認為神經內分泌系統在調控人體生命各個功能方面起到樞紐的作用，通過整體分析該體系的“網路”（network）和“途徑”（pathways）和它們與環境、壓力的關係，醫生可以根據每個患者不同的體格、年齡、精神狀態，和生活習性，結合客觀的血液化驗指數，鑒別病人疾病進程的關鍵因素，從而找出對個體的體質（Terrain）偏差進行調護的草本藥物，顯然，這種整體診斷與藥性理論與經典中醫如出一轍，如果經典中醫能夠成功地融合這些建立於整體生命觀之上的西方自然醫學體系（例如生物內生學），那麼中醫的診斷標準將會更加客觀，中草藥的炮製將會更加標準化，顯然這會更加有利於中華醫學在全球範圍的傳播與推廣。

　　“中道醫學”還應當是無毒副作用的、創新性、和超越文化地域界限的新醫學。和療醫學（Homeopathice Medicine）就是一個好例子。在“和療醫學的發展以及與經典中醫的關係”一章中，薛史地夫（Steve Xue）教授，孫有智教授和楊玉環博士介紹了和療醫學這一源于德國的自然醫學體系的哲學思想、康療原理和演變過程。和療醫學的理論基礎來源於古希臘、印度吠陀養生學、經典中醫、西方植物醫藥學，它是這些不同地區的傳統醫學療法相融合後所產生的璀璨成果。其主要藥理治療（包括單一療法，複合療法，舒斯勒細胞生物鹽療法（Shussler Cell Salts），同源療法（Isopathy）；病原療法（Nosodes）；同位素療法（Sarcodes）與藥原療法（Tautopathy）, 巴赫花精（Bach Flower）療法，複合劑療法（Complex Remedies）等，被視為最溫和的醫藥體系和具有顯著的臨床效果。德國醫藥大師魏和（Weihe）在近百年前創建的Weihe療法是連接中醫經絡系統和西方自然療法的橋樑。中藥和療化不僅在理論上具有可行性，而且在實踐中也可以減輕中藥毒性，保留甚至增強其功效，值得深入研究。正如傅海吶（Heiner Fruehauf）教授總結的那樣，透過中國古典醫學的角度來對和療醫學進行比較和結合是自然而然的，其理由如下：

 

1. 經典中醫與和療醫學有著相似的哲學思想，二者都信奉自然機體的治癒能力，以及宏觀宇宙與微觀人體的和諧，即天人合一；

2. 二者都運用頗為複雜的辨識體系，重點關注患者本人和他所呈現的症狀和現象，這與常規醫學專注於診斷疾病（辨病）形成鮮明對比；

3. 兩者都以能量（即“氣”）的概念為中心，不像諸如解剖學、生物化學等現代醫學那樣更加注重物質概念；

4. 兩者都高度實用，並且反映了清朝醫師王清任曾提出的作為真正為百姓服務的四項原則：簡、便、驗、廉；

5. 兩者都遵循安全原則：“首先是無害”（正如希波克拉底的醫師誓言中第一條所陳述的那樣）。

　　世界眾多自然醫學體系均認同“醫食同療”或“藥食同源”這一原則，被奉為西方醫學之父的希波格拉底有句家喻戶曉的名句：讓“讓食品成為成為你的藥品；讓藥品變成你的食品”。此名句意味深遠，它即強調日常飲食在健康維護中的重要作用，又提醒醫者最有效的藥物並非“對抗性”或毒性最強的藥物，而是患者普通的食物。西方自然醫師們素來重視食物療法和營養均衡，他們在尊奉希波克拉底醫師職責誓言的第一條“拒絕製造傷害”的同時，根據各個地區和歷史階段民眾不同的食物結構，努力發掘多種食物營養輔助療法。在中國，中醫最常用的劑型是湯藥，皇甫謐的《甲乙經》就說過：“伊尹採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 湯劑是伊尹首先應用的，根據古代的傳說，伊尹即是廚師，也是醫師，集二職於一身。漢代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中的藥方，像桂枝湯中共五味藥，即桂枝、白芍、生薑、大棗、甘草，其中三味都是廚房常用的調味品和食物。其他如川椒、胡桃、桂圓、大棗、桂皮、茴香、酒等等很難嚴格區分哪些是藥物，哪些是食物。孫有智教授、羅伯特.提爾(Robert Thiel)博士和熊利旻醫師在“東西方食療之比較”一章中，既詳盡的展示了他們根據經典中醫對不同體質而配置的食療食譜，又客觀地介紹、對比和分析了西方現代自然醫學的營養輔助療法。“食療”廉價，實用，且無醫藥傷害的顧忌，將傳統醫學文化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用普通食物提取的維生素和微量元素來治癒疾患，繼而提升全民的健康意識和積極參與醫療改革的熱情，還醫于民，建立“人民的新醫學”，這無疑是一條切實可行之路。

　　中道醫學不認同“科學主義”，或“技術之上”，但它並不排斥現代科技，而且積極宣導科學技術的合理應用。西方醫學的造影技術日新月異，但均受制於四個缺陷：成本昂貴，精確度差，毒副作用，以及無法反映生命有機體的動態功能狀態。例如在我國和其他許多國家，癌症發病率持續增長，但是諸多的西醫癌症掃描檢測很難起到癌症的早期預防作用，美國政府前不久就宣佈實施多年的大規模的中年婦女胸部X射線普查沒有起到降低美國民眾乳腺癌的發病率。美國是一個醫療科技創新大國和科技應用大國，許多醫療機構和專家信奉科技至上，儘管明尼蘇達州在美國只是一個人口並不算多的州，但卻擁有比加拿大全國還要多的核磁共振檢測儀，但如此高頻率和高耗損地依賴昂貴設備並沒有使民眾的健康水準和疾病治癒率超過其鄰國。然而，許多並沒有被主流醫學所重視的（其中大多數為非常廉價的）新型功能檢測技術則在民眾的健康維護中起到了優異的作用。例如德國和美國自然醫學專家們所研發的（與經典中醫的三部九候脈診有異曲同工之處的）非侵入性全人診療體系“人體臟腑溫度調節譜”（Regulation Thermography），與各種西醫造影檢測技術相比，其成本低廉，精確程度高，且無任何毒副作用；又如，利用心率變異（HRV）而製成的各種針對神經系統的功能監測可以為現代快速社會中人們所承受的壓力狀態給予準確而及時的回饋，激發民眾在各自的生活和活動領域主動地尋找減除各種壓力的康療方法，避免過度依賴所謂的“抗抑鬱症”藥物；我國目前有高血壓患者兩億多人，其中的大多數都在盲目地服用各種降壓藥，用便捷的血液動力學（Hemodynamics）檢測，則可以幫助患者客觀地甄別出哪一類降壓藥是合理的，繼而過渡到調節機體整體的草本藥物或藥膳。隨著互聯醫藥科技的蓬勃發展和醫藥大資料的廣泛應用，這些成本低廉的可移動功能檢測技術可以隨時隨地使醫生和患者瞭解機體或臟腑的動態功能狀態，在疾病未成形之前，掌握疾病演變的態勢和走向，做到未病先防，在疾病成形之後，密切關注療法或藥物的有效性，讓醫生能夠隨時隨地修改治療程式，讓患者可以積極配合，主動調節其生活方式，飲食習慣，甚至思維情緒等多方面，認真參與整個治療過程，真正做到還醫於民，同時還原醫生這一職業的本質，使醫生成為一位健康的引導者。

 

　　該書試圖從跨文化和歷史的視角，為普通民眾揭示東西方自然醫學中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內容，使民眾認識到常規生物醫學的局限性，鼓勵民眾在尊重各自傳統的宇宙觀和生命觀的基礎上，借鑒和融合東西方優秀自然醫學成果，積極參與健康事業，共同建造一個以精神為生命本質、以預防疾病為宗旨、以治癒（而非抑制症狀）為目的、以無毒性作用為最低標準、以每個普通百姓都可以支付得起的可持續發展的新醫學體系。用主動的養生醫學替代被動的疾病醫學，這應該是每個醫者的神聖職責，也是廣大人民的殷切期盼。

薛史地夫
2015元旦于黃山太平湖平源堂